陈丹青

2017年9月

今天，“纽约”一词不再有过去指涉的意涵，更不提供兴奋感——“为什么是纽约”？因为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纽约，结为好友，虽然彼此画路不同，我们都同意，是纽约改变了这三个来自中国的画家。

马可鲁，五零后，七十年代末北京无名画会主将，早岁热衷简率的风景画，初涉当时禁忌的抽象画，1988年旅欧，旋即赴纽约定居，扩大并延展了尺幅与抽象性。

冯良鸿，六零后，八十年代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院，尝试各路画风，1990年旅美，选择纽约，玩耍抽象表现主义游戏，未久，扩大并延展了尺幅与抽象表现性。

我的写实画路，从未变化，放弃西藏题材后，说来难以置信，我先后摆弄的并置与写生画册，其实受到普普艺术与八十年代欧美新绘画的曲折影响。

纽约提呈的观念与风格，固然太多了。抽象、抽象表现、普普、新绘画，早经过时，但我们的本土记忆是布面绘画，纽约所给予的种种二维与平面的范式，自然会使我们原有的把戏获致新的愉悦。

那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愉悦，远离正确，亦无实利。九十年代，我们都没有画廊和市场，都曾在纽约街头画肖像谋生，供养画室里的快感。这份快乐同样缘自纽约画坛的教益。德·库宁近五十岁才举办首次个展，而波洛克与罗斯科大获成功后，选择了断性命，相比之下，我们何其幸运。

新世纪，我们将纽约记忆带回北京，寻到了我们离开北京时不敢梦想的大画室，并分享由本土艺术家持续营建的个人自主。在可鲁与良鸿的大画布背后，我能辨认的纽约性格在北京进一步展开，同时，发生愈见显著的个人变异。

我喜欢看到两座大都市在个人轨迹中的对位与错位，这是不易觉察的，除非你拥有纽约的记忆。此外，我们还分享另一遥远的记忆：这三个家伙的原籍，都是上海人。

现在我受可鲁与良鸿委托，撰写以上意思。当然，感谢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为我们举办这次联展。